玩住學

九十年代初，旺角信和中心的地下室裡，總是瀰漫著一種特殊的氣味——廉價影印紙、塑膠光碟盒、電腦風扇過熱時那種微微發焦的味道。那是我少年時代每個週末的朝聖地。

大補碟舖的店主未必認得我的臉，但我認得他架上所有的貨。《電腦時代》、《電腦廣場》、《PC Home》——這些雜誌在網路時代集體消失，但在當時，它們幾乎是我理解這個世界的唯一窗口。

我還有一位老師：一位港大 EEE 神人。我很多遊戲都是從他那抄來的，到電腦舖買 Maxell 磁碟——日本貨，比雜牌貴但耐用，那個年代雜牌磁碟經常壞軌——拿去他家，在 DOS 底下用磁碟機互抄。遇到不給跑的遊戲、或者吃記憶體吃到異常的，他會教我怎麼動 config.sys、怎麼換 COMMAND.COM、怎麼把記憶體擠出幾 KB 出來。所以其實我不是「一個小孩自己摸索」出來的——那些改機的本事，大半是有師傅手把手教的。

1995 年，我中三升中四那年，老師全家移民。臨走之前他跟我講的話，我至今記得：「世界要學的東西學不完。你已經可以不用等人教了，自己看書、看雜誌就能學；現在互聯網已經有了，只是還沒普及——但很快會普及，將來上網學會比等雜誌快得多。英文要學好。」

那一年之後，我沒有再找過另一位師傅。

小學的時候，家裡有一台電腦——而且始終是當年的頂規。那個年代流行「砌機」：主機板、CPU、RAM、顯卡都是可以拆開換的，我那台機器從 386 一路升級到 486、再到 Pentium。家境不算差，父母又寵我；那個年代要跑得動整套日常軟體——DOS 下的 ET3 中文系統、莎士比亞中文排版、加上 Windows 3.1、CorelDRAW——非得一路升級不可。

那時 Windows 3.1 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作業系統。你開機進的是 DOS，要跑 Windows 3.1 得自己打一行 win 指令；絕大多數日常軟體也沒有圖形介面，你面對的永遠是那個閃爍的 C:\> 游標。那個年代「用電腦」這件事本身，就是在跟命令列打交道——你別無選擇。

而那台不斷進化的頂規電腦，在我這個小學生手裡最大的用途，是拿來玩遊戲。就在一邊玩遊戲、一邊跟家裡那台電腦磨合的過程裡，我不小心學會了十六進位。

家裡有一部卡西歐工程計算機——原本是家姐的，那種中學生幾乎人手一部的標配型號——上面就有 BIN、OCT、HEX、DEC 四個按鍵。在數學課上把 255 按成 FF、再按成 11111111 打發時間，是我那時的消遣。所以「十六進位」這個詞我們早就會唸了，只是沒人告訴過我們它為什麼重要。

那個「為什麼」，是被遊戲撞出來的。改存檔也好、金手指也好，你會反覆看到同一個數字：角色練到封頂是 255、HP 上限是 255、某個數值表到頂就卡在 FF。二三十次「為什麼我的角色就是強不過去」之後，自己就把線連起來了——計算機上那顆 HEX 鍵按下去 FF 顯示 255，所以 FF 就是八個 bit 全部點亮的狀態；一個 byte 裝不下比 255 更大的數，就溢出。計算機上那顆你按過一千次的鍵，背後站著整個 CPU 的架構。

我那個年代的小孩不是坐下來學電腦的——我們是玩住學。那個年代要玩一隻遊戲，你往往得親手調 config.sys、算記憶體怎麼分、搞清楚音效卡接哪個 IRQ——軟硬體都要自己動。這些過程在當時的小孩眼裡不是苦差，是儀式：打通了，遊戲就跑；跑了，你就贏了。

2000 年前後我升上大學。那時 Computer Science、Computer Engineering、Software Engineering 這些科系早就已經有了，讀的人很多。傳統 EEE 也不冷門——它穩定、容易移民加分、家長接受——但大家讀 EEE 都是衝著「大電」那條傳統出路去的：建築二判、電廠、機電工程。很少人會想到用 EEE 來養一種跨層次的視野。

我選了 EEE，加上 Computer Engineering 的 double major。

我從小玩高達模型、遙控車、遙控直升機，心裡想做的事一直是「自己做一樣產品出來」，不是單純寫軟體。對我來說，要跨越硬體到產品，EEE 是最對的底子——即使同屆真的用這個角度在想事情的人並不多。

第一個學期，我們接到一個 assignment：用一顆 Motorola HC11 微控制器、一顆可變電阻、一條 RCA 輸出線，做一台撞磚頭遊戲機。沒有任何函式庫、沒有 framework。HC11 直接 bit-bang 出時序訊號，再透過一顆簡單的 DAC 轉成類比，才把一個個像素推到 RCA 輸出上。可變電阻那一端的類比訊號經過 ADC 取樣之後，轉換成球拍的位置。整個程式最後燒進一顆容量以 KB 計的 EEPROM 裡。

那一個學期，我一個人，從零做出了一台完整的遊戲機。

這本書表面上是在講電子遊戲如何推動了過去四十年的科技霸權。但我寫這本書的真正動機，是要回答一個更私人的問題——

為什麼我那個年代，還有人可以成長為一種橫跨硬體與軟體、從電晶體到雲端都懂一點點的工程師？為什麼這一條成長路徑，今天已經幾乎消失？

這個問題的答案，跟本書後面的每一個主角都有關。

John Carmack 之所以是 Carmack，是因為他成長的年代，硬體還是裸露的。他必須直接寫 VGA 記憶體、必須自己搞清楚 CPU 的每一個 clock cycle 要怎麼花——所以當日後 3D 繪圖引擎要在硬體極限上做取捨時，他是那個還站得穩的人。

Gabe Newell 的故事對我特別私人。我小時候不懂為什麼有些遊戲突然就跑不動、為什麼要換 COMMAND.COM、為什麼每個新版 Windows 都讓 DOS 遊戲更難玩——要等到多年後接觸 Linux，我才看清楚：那不是技術問題，是商業問題。這本書第五、第六章會展開這段歷史；但在自序這裡我只想說，有些路你是被逼著走完的，走完了才知道，原來別人也在走同一條路。

Gabe Newell 選擇 Linux，是因為他知道封閉 stack 的代價。抽象層本身不是問題，它是管理複雜度的唯一辦法；真正致命的是黑箱——當 Windows 和 Intel 把每一層都鎖起來，開發者就變成平台商的房客，隨時可以被收租、可以被逐出。Valve 要走出這個困境，需要一個不只懂 API、而是看得穿整個 stack 的領導者——因為要在一個開放但複雜的系統（Linux）上蓋起自己的遊戲平台，你必須知道哪一層打得開、打開之後能做什麼。

黃仁勳在 2006 到 2007 年間押注 CUDA、熬了將近十年，是因為他看得懂硬體與軟體之間那條縫。他既不是純軟體工程師，也不是純硬體工程師，而是一種罕見的、能夠同時握住兩端的人。

今天 Intel 與微軟的困局，本質上可以理解為：一代「只懂 framework、不懂硬體」的工程師，正在接手一個需要全局視野的帝國。他們非常聰明，但他們習慣的工作方式，是站在無數抽象層之上做優化，而不是穿透抽象層，去重新設計地基。

這本書記錄的是過去四十年的科技史。但它真正想問的問題是：

AI 時代，我們還有沒有可能培養出下一代的 Carmack、Lisa Su、張忠謀？

說真的，我本來就不算一個正常人——我只是一直在扮正常。

如果這種人已經不存在了，這本書就是一份悼詞。如果這種人還在，這本書就是一份使用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