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暴力,和一本沒人要求我寫的書
最近參加咗 Matters 嘅七日書計 劃,第一次用呢個平台。意外發現呢度嘅讀者對長文同小說嘅接受度好高,互動都好有質量。可能我喺 FB / Threads / IG 嘅網絡都係睇短文同產業分析為主,長篇創作一直搵唔到啱嘅地方放。而家似乎搵到了。
為什麼要寫— Day 1
我叫林昭明。這是一個虛構的名字。但底下的東西是真的。
我寫了一本關於職場的書。不是勵志書。不是教你怎麼升遷、怎麼跟主管溝通、怎麼在績效評估裡拿高分。
是一本關於一個人怎麼在一個系統裡面,慢慢被磨掉形狀的書。
我為什麼要寫,要從遠一點的地方講起。
你打開手機,現在看到的世界大概是這樣的:
AI 正在改變一切。每間公司都在講 AI 轉型。新聞標題是「百萬人即將失業」。社群媒體上有人在賣課——「三天學會 AI,否則你就被淘汰」。有人在賣焦慮。有人在賣解藥。焦慮和解藥來自同一批人。
美國大科技公司一邊講 AI 改變世界,一邊用 AI 當藉口裁掉幾萬人。股價向上。失業率向上。兩件事同時發生。沒人覺得奇怪。
台灣這邊,傳統硬體產業正在經歷一種很安靜的收縮。不是轟轟烈烈的倒閉。是一種慢性的萎縮——訂單少了,人少了,但工作量沒少。留下來的人做更多的事,承受更大的壓力,但這些壓力不會出現在任何新聞裡。
與此同時,吸引力法則告訴你:是你的頻率不對。正向思考告訴你:是你的心態有問題。成功學告訴你:是你不夠努力。
所有的箭頭都指向你自己。
但有一些東西,箭頭指向自己是不對的。
我在三間不 同的公司工作過。跨了三個地區。跨了不同的產業狀態——有夕陽的,有健康的,有龐大但正在腐爛的。我不是社會學家。我沒有做過系統性的田野調查。我只是一個工程師,碰巧在不同的位置上待過,碰巧兩隻眼睛還沒壞。
我看到的東西,讓我沒辦法繼續相信「是你自己的問題」這個解釋。
我看到:一個人在一間公司被視為可信任的專業者,換到另一間公司,同樣的技能、同樣的態度,變成一個需要被「管理」的問題。不是他變了。是系統看他的方式變了。
我看到:職場裡有一種暴力,不留痕跡。沒有人打你。沒有人罵你。但你被安排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然後被記錄為「不適任」。你被困在一間房裡談三個小時,出來之後不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但你簽了一份文件。你投訴,調查結果交回被投訴的人手上。你的版本變成「主觀感受」。他們的版本變成「紀錄」。
這些事情極難舉證。因為所有的傷害都發生在合法的框架裡面。績效評估。會議記錄。改善計劃。每一個步驟都有文件。每一份文件都正確。但加起來,它們做的事情是把一個人磨碎。
日本電通事件,那個年輕女職員過勞自殺之後,社會才開始討論企業精神暴力。但討論很快就過了。制度調整了一些表面的東西。核心的結構沒有動。因為核心的結構不是某一個壞主管。是一整套篩選機制——它不需要教育任何人怎麼做壞事,它只需要把不配合的人淘汰掉,幾個週期之後,留下來的人自然就是那個形狀。
台灣的勞基法保護的是可見的傷害。加班時數。資遣費。合約條款。但精神暴力不在裡面。煤氣燈效應不在裡面。系統性的認知扭曲不在裡面。政府的資源傾向企業。傳媒的注意力在科技新貴。沒有人在報導一個中年工程師在 辦公室裡被慢慢掏空的故事。因為那不是新聞。那太慢了。太安靜了。太不戲劇化了。
而正因為太安靜——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他們只知道自己越來越累。越來越不想上班。越來越懷疑自己。然後有人告訴他們:去上一堂正向思考的課吧。調整你的心態。是你的頻率不對。
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控訴某一間公司。
控訴一間公司太簡單了。換一間,同一個形狀會在另一張椅子上重新長出來。我在兩間完全不同的公司——不同產業、不同規模、不同國籍、不同經濟狀況——看到了同一個形狀。這不是個別事件。這是一個可以被複製的結構。
我也不是為了賣慘。我的故事不特別慘。比我慘的人多得是。有些人在裡面待了十年才出來。有些人沒出來。
我寫,是因為我碰巧有一個大部分人沒有的東西:兩邊的視角。我做過外派,看過政策從總部下來是什麼樣子。我也做過地區員工,看過政策落到地面會變成什麼。大部分人只做過一邊。做外派的以為公司是 town hall 那個樣子。做地區的以為公司是茶水間那個樣子。
我兩邊都做過。所以我知道:兩邊都不是全貌。但兩邊拼起來,你會看到一個跟任何一邊都不同的東西。
這個東西,如果我不寫,它會跟我進棺材。因為外派看不到,地區員工說不出,而像我這樣兩邊都做過的人——不多。
所以我寫了。
我用了一個虛構的名字,虛構的公司,虛構的地名。但裡面的結構是真的。每一個場景都有它的原型。每一句對話都有它的來源。我改了所有可以辨認的細節,但我沒有改結構。因為結構才是重點。
我用了最淡的方式寫。不煽情。不控訴。不教訓。只是把一個人在一個系統裡面經歷的事情,一件一件擺出來。讓你自 己看。讓你自己判斷。
如果你在職場裡覺得不對勁——不是那種明確的不對勁,是那種「好像哪裡怪怪的但說不出來」的不對勁——這本書可能會給你一些語言。不是答案。是語言。讓你可以開始描述那個你一直感覺到但沒辦法說清楚的東西。
如果這本書只幫到一個人——讓一個人早幾個月認出那個形狀,早幾個月離開——那就夠了。
明天開始,我會講林昭明的故事。三間公司。三個地方。同一個人,三個完全不同的角色。
這是「七日書|我的職場人格」的第一篇。林昭明是一個虛構角色,但他經歷的系統是真實的。本系列改編自長篇小說《鏡界:假面系統殺人事件》。
每個人都在演一場叫做「忙」的戲— Day 2
題目問的是:「為了迎合社會需求,而不得不表現得不像自己的時刻。」
不是一個時刻。是每一天。是整間公司每個人每一天都在做的事。
先講一個你在新聞裡看到的世界。
科技公司說要做AI轉型。Town hall上面,高層的簡報很漂亮:「AI-driven decision making」「Operational excellence」「Leaner, faster, smarter」。股價因為這些字而上升。投資人很滿意。
然後同一間公司裁掉了幾千人。其中包括真正在做AI的人。
你沒有看錯。口號是AI。被裁的也是做AI的人。因為口號的功能不是做事。口號的功能是讓股價上升。做事的人和讓股價上升的人,不需要是同一批人。
這不是陰謀論。這是上市公司的 季度邏輯。
但新聞不會告訴你的是——被裁的那幾千人之外,還有千幾人留下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是另一種地獄。
工作在縮減。訂單在減少。部門在合併。但留下來的人不能表現出「沒事做」。因為「沒事做」在這個系統裡面等於死亡。下一輪裁員的時候,名單上的名字,就是那些看起來「沒事做」的人。
所以每一個人都在演。
演什麼?演忙。
三十個驅動模組機海,其實可以直接砍到兩個只做旗艦。技術上做得到。但如果你直接砍——過程在哪裡?研究在哪裡?克服的困難在哪裡?你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要先說很難。再說做了很多research。再說克服了很多挑戰。最後才砍到兩個。一模一樣的結果,但中間多了一整齣戲。那齣戲的觀眾只有一個——考核表。
林昭明看著這一切。他是一個做技術的人。他的邏輯很簡單:問題在那裡,去解決。三十個能砍到兩個,就砍。不需要演。
但在這裡,不演的人是異類。
他不是坐在那裡等死的人。他一直在找路。
他提過效率改善的方案。三頁。數字清楚。節省的時間算過。沒有風險。寄出去,回覆是:「放在review list裡,等下個cycle再看。」下個cycle從來沒有來。
他試過搵新的project切入。每一次,不是被告知「這個暫時由我handle」,就是做到一半被轉走。他做的東西——分析、報告、方案——會在某個會議裡出現,但上面的名字不是他的。
他甚至試過用最基本的方式貢獻:幫人做VLOOKUP、整理文件、跑福利委員會的行政。每一樣他都做了。但做完之後,餐廳裡有人問:「姓林的那個做什麼的?」「不知道耶。好像什麼都做一點。」
他什麼都做一點。但系統需要的不是他做什麼。系統需要的是他演什麼。
有一次,團隊需要裁減人手。吃飯的時候,每個人講自己的困難。房貸。車。小朋友。學費。
每一個人的壓力都是真的。每一個人的焦慮都是真的。
但林昭明沒什麼好講。沒有房貸要供。沒有車要養。他的沉默,在這場比賽裡面,等於他沒有資格留下來。
他後來想:這就是「不得不表現得不像自己」的終極形態。你不是被要求演一個角色。你是被放進一個遊戲,遊戲的規則是——誰更慘,誰留下。而你唯一能做的「表演」,是表演你的痛苦。
他演不出來。不是因為沒有痛苦。是因為他的痛苦不是那種可以拿來比賽的痛苦。
公司的方向說:簡化。不開新project。聚焦核心。
枱底下做的事:每個人拼命保住自己的project。保住project等於保住位置。保住位置等於不被裁,然後6個人搶2個案做8個人工作。
公司方向和枱底策略之間的矛盾,不是意外。是同一個系統的兩張面。上面需要說「我們在轉型」。下面需要演「我們很忙」。中間的人——像林昭明這種只想做事不想演的人——就被磨碎。
這就是《鏡界》寫的世界。
不是一個壞老闆的故事。不是一間特別爛的公司。是一套讓所有人都不得不表演的系統。而那些不演的人,會被系統辨認為異物,然後排出去。
明天:工作在身體和心靈留下的痕跡。
好人不會有好報— Day 3
題目問的是:「工作在身體或心靈上留下的痕跡。」
身體的痕跡,我不講。失眠、肩頸痛、莫名的疲勞——這些太普遍了,講出來像在排隊拿號碼牌。
我講一個更深的痕跡。一個價值觀層面的撕裂。
林昭明入行的時候,帶著一套很簡單的信念:做好你的事,結果會說話。
不是天真。是常識。他見過這套信念運作的樣子——在一間資源有限的老公司,一個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他能不能讓一台比他老的機器繼續跑。沒有人演戲。沒有人搶credit。因為太窮了。窮到連假面都負擔不起。做事就是做事。
他帶著這個基準線走了十幾年。
然後他進了靈韻合成。
他看到的東西,不是「壞人做壞事」那麼簡單。如果是壞人做壞事,他反而容易處理——離開就好。
他看到的是:一整套系統,在訓練人變成特定的形狀。
脅迫。是存在的。不是電影裡那種拿刀架脖子。是「Catch-up,30 min」——Calendar上面三十分鐘的會議,門關上之後變成六個小時。老闆的語氣很誠懇。你解釋你的版本——他不聽。不是反駁你。是當你沒有講過。六個小時之後你出來,腦子被攪亂了。沒有紀錄。
阻嚇。是存在的。你投訴,調查報告交回被投訴的人手上。結論是你「溝通方式需要改善」。下一個想投訴的人看到這個結果,就不會投訴了。不需要威脅任何人。一個案例就夠了。
插贓嫁禍。是存在的。你做了一份分析,結論跟官方敘事不同。三個禮拜後,會議紀錄裡面出現一句:「林昭明的報告經評估後,被認為未能反映完整情況。」你的分析沒有被刪除。它被重新定義了。從「發現」變成「主觀判斷」。從「證據」變成「個人看法」。
創造資料。是存在的。不是偽造數字——那太粗糙了。是「重新詮釋」。三十個模組變兩個,本來是直接砍就能完成的事,被包裝成一個經歷了無數困難的「優化過程」。過程裡的每一份文件都是真的。但加起來講的故事,是假的。
這些事,不是一個壞人在做。
是一整批人在做。而且他們做得很自然。一個人講半句,另一個知道怎麼接。一個人遞一個眼神,另一個知道會議紀錄應該漏掉哪一句。不需要開會商量。不需要密謀。因為這套默契已經校準了很多年。
而最讓林昭明崩潰的,不是這些行為的存在。
是這些行為的來源。
這些人不是天生的。他們是被篩選出來的。
一個系統運行了十幾二十年。每一個考核週期都在篩選。做不到這些事的人會離開——升不了、不開心、被邊緣化、最後走了。做得到的人會升。會被給更多權力。會被排到更靠近核心的位置。
幾個週期之後,留下來的人已經不是「普通人被困住了」。留下來的是一批被系統選擇的人。他們的核心技能就是:編造敘事、切割責任、重新定義事實。而這些技能已經練到像呼吸一樣自然。
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但那個「知道」已經在一個不需要思考的層面運作。就像呼吸——你知道自己在呼吸,但你不需要停下來想「我現在要吸一口氣」。
「好人總有好報」——這句話的前提是:系統會辨認誰是好人。
但如果系統本身就是用來篩選掉好人的呢?
如果幾個週期的淘汰之後,留下來的全部都是那個形狀,而你是唯一一個不是那個形狀的人——那你不是「還沒等到好報」。你是一個被系統辨認為異物的存在。
但這裡有一件事他想講清楚。
他不是在說「善良沒有用」。他也不是在說「要變得跟他們一樣才能生存」。
恰恰相反。
他見過選擇變成那個形狀的人。他們保住了位置。升了職。拿了更好的數字。但他們付出的代價,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判斷 力變成了服從。他們的專業變成了表演。他們的語言變成了一套跟自己無關的腳本。他們保住了工作,但丟掉了自己是誰。
那個交易不值得。
善惡對錯不需要執著。不需要把自己釘在道德高地上跟系統死磕。但放棄良知的代價非常大——大到你可能花一輩子都買不回來。
林昭明最後的選擇很簡單:不成為它的一部分。不是因為勇敢。是因為他算過——成為它的一部分的代價,比離開更貴。
其他的,隨緣隨心便可。
這就是工作留在林昭明心裡最深的痕跡。
不是失眠。不是肩膀痛。是一個信念的斷裂,和斷裂之後重新長出來的東西。
他帶了十幾年的信念——「做好你的事,結果會說話」——在這裡被證明是錯的。不是偶爾失靈。是從結構上就不成立。因為這個系統評量的不是你做了什麼。是你演了什麼。
他離開之後,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這件事。
接受之後,世界變了。不是變得更黑暗。是變得更清晰。他不再問「為什麼好人沒有好報」。他開始問一個更有用的問題:「這個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第一個問題是受害者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觀察者的問題。
從受害者變成觀察者——這是他寫這本書的起點。也是工作留給他的,唯一有用的痕跡。
明天:在職場中,有沒有意識地「經營」自己的某個面向?
留下來的理由 — Day 4
題目問的是:「有沒有意識地經營自己的某個面向?」
林昭明想了很久。答案是:有。但他經營的不是別人以為的那種東西。
他經營的是——留下來。
先講一個背景。
林昭明有退路。他沒有借錢買車。沒有學區房要供。沒有高槓桿的生活把自己釘死在一個位置上。如果他要走,他隨時可以走。
他的同事不一樣。國際學校。車貸。學區房。每個月的支出比收入走得更快。他們說「如果失業」的時候,臉上的恐懼是真的。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退路——即使那條退路是他們自己拆掉的。
這些人在裁員的飯桌上鬥慘。房貸。車。小孩學費。每一個人的壓力都是真的。林昭明沒什麼好講。他的沉默,在這場比賽裡,等於他沒有資格留下來。
但他留下來了。不是因為他需要那份工。
他留下來,是因為他算過一筆帳。
如果他走了——他會沒事。找另一份工。繼續生活。他有條件這樣做。
但如果他走了——那些在供應商那邊、每個禮拜六日都在跑測試的工程師,就少了一個知道問題不在他們那邊的人。那些被系統壓在最底下、連投訴的語言都沒有的人,就少了一個願意多問一句的人。
他不確定自己的存在有什麼用。他不確定他多留一天,能改變什麼。
但他知道:如果他走了,連「不確定能改變什麼」的那個人都不在了。
所以他留下來。多留一天算一天。能擋住一件事就擋一件。能讓一個人少加一天班就少一天。能讓一份被改寫的報告裡面多保留一個真實的數字,就多保留一個。
這些事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會感謝他。因為成功的預防不留紀錄——你擋住了一件壞事,壞事沒有發生,所以沒有人知道它差點發生。
這就是他「經營」的東西。
不是形象。不是人設。不是「讓主管覺得我很engage」。
是一種存在。一種佔住一個位置、讓系統多一個障礙的存在。
他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一個人,在一間幾千人的公司裡面,覺得自己留下來能擋住什麼。但他見過——一個人多問一句,一個供應商的工程師就少被冤枉一次。一個人拒絕簽一份有問題的文件,一條測試線就不會在錯的方向上跑三個月。
一個人。一次。
他不知道這些加起來有多少。他永遠不會知道。
但他要講一件事。
在精英的世界裡,「好人」是可以計分的。
ESG報告。CSR專案。Diversity指標。每一項都有KPI。每一項都可以寫進annual report。「我們今年幫助了多少人」——有數字。有圖表。有長條圖。有拍手。
這些東西跟良知沒有關係。
良知不可以計分。良知沒有KPI。良知的運作方式是:你在一個沒有人看到的時刻,做了一個沒有人會知道的選擇。沒有人會拍手。沒有人會寫進報告。你甚至不確定自己做得對不對。
但你做了。因為你沒辦法不做。
林昭明留下來的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是這樣的。沒有掌聲。沒有確認。沒有成效報告。只有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前面,做他覺得對的事。
他的同事覺得他「commitment很強」。他的老闆覺得他「不懂得保護自己」。HR覺得他「溝通方式需要改善」。
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因為他做的事,在這個系統的語言裡面,不存在。
後來他被裁了。
被裁的理由是「不適任」。白紙黑字。存檔。
他在那裡待了四年。前兩年,他以為配合是出路。後兩年,他知道不是,但他選擇留下來。每一次的擋住。每一份沒有被改寫的數字。最後在系統裡面的紀錄是:不適任。
如果用精英世界的計分方式來算——他輸了。零分。負分。被裁是減分項。
但林昭明知道一件事。他知道的這件事,不能寫進任何報告,不能掛鉤任何ESG指標,不能被任何系統計入。
他沒有成為它的一部分。
其他的,隨緣隨心便可。
明天:職場上經歷過的困難時刻。
沒有發生的事— Day 5
題目問的是:「職場上經歷過的困難時刻。」
最困難的時刻,不是被欺負。不是被裁。不是被困在會議室裡六個小時。
最困難的,是有人死了。然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1024年11月。林昭明在電腦前看到一個帖子。
一個工程師。電源相關。工作壓力。死了。
帖子裡的每一個細節他都認識。無限測試。不知道要認什麼錯。三到五個小時的會議,目標不是溝通,是扭曲。
他坐在電腦前,看了很久。
不到一個禮拜,帖子消失了。討論被封鎖。那個人,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他沒有辦法跟任何人講這件事。
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他講了,對方會問:「你怎麼知道?」
他怎麼知道?他在那個系統裡面待了三年多。他見過同樣的手法。同一個老闆管的三條線,同樣的無限測試,同樣的壓力,同樣的「抗壓是你個人的問題」。
他見過——但「見過」不是證據。在系統的語言裡面,他的「見過」叫做「主觀感受」。
而那個死掉的人——在系統的語言裡面——不需要解釋。因為那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這不是最困難的部分。最困難的部分,是接下來的事。
林昭明在那四年裡面做過一些事。
他叫停過一次無限測試。他拒絕過簽一份有問題的文件。他把一個供應商工程師的 報告裡被改掉的數字還原回去。他在一個會議裡指出一份schedule的兩個版本不一樣。
每一次,都很小。每一次,都沒有人感謝他。每一次,他都不確定自己做的事有沒有用。
但他相信——或者說,他選擇相信——這些事加起來,也許讓某些人少受了一點壓力。也許讓某個工程師多了一個禮拜的喘息。也許讓一條生產線上的某個問題,多被抓到一次。
也許。
他永遠不會知道。
因為這裡有一個殘忍的悖論。
那個死掉的人——他的死亡,證明了危險是真的。證明了系統會殺人。證明了林昭明這四年的擔心不是妄想。
但林昭明做的那些事——叫停、拒絕、還原——如果它們真的有用,如果它們真的救了某個人——那個人沒有死。
那個人沒有死,就代表沒有事情發生。沒有事情發生,就代表不需要被救。不需要被救,就代表林昭明做的事情——從來不存在。
死亡有紀錄。被救沒有。
一個人死了,有帖子,有討論,有封鎖。即使被消除,痕跡還在。
一個人沒有死——什麼都沒有。沒有帖子。沒有討論。沒有紀錄。連「差點死了」這個事實本身,都不存在。
成功的預防,從來不留紀錄。
這就是林昭明面對的困難。
不是「我被欺負了」那種困難。不是「我被裁了」那種困難。
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救到人。
如果沒有救到——至少有一個明確的事實可以面對。你可以哀悼。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往前走。
「不知道有沒有救到」——沒有事實。沒有結論。只有一個永遠不會被回答的問題。
他的犧牲可能有意義。可能沒有意義。而他要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接受他做過的每一個選擇。
有人會說:「那你為什麼還要做?」